Analysi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n references of the Wikipedia article "陈独秀" in Chinese language version.
“消極地向中央提出辭職書”
“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的反對派’,實是如此”
“因為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對獨裁政治,所以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最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
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Bolsheviki是不是擾亂世界和平,全靠事實證明,用不著我們辯護或攻擊;...Bolshevikism的內容,和他們如果得志思想上有無變遷,能不能叫世界和平,固然沒有人能夠斷定。
像中國這樣知識幼稚沒有組織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經濟的侵略又一天緊迫似一天,若不取急進的Revolution,時間上是否容我們漸進的Evolution呢?
我們中國人,尤其是知識階級,尤其是美國留學生,對於華盛頓太平洋會議,有兩個喚不醒的迷夢:(一)他們以為此次華盛頓會議是中國免除外患千載一時的機會,列強至少美國必然主張正義人道幫助中國抵抗日本。...在這資本私有制度所必然產生的帝國主義時代,哪一個不是借口自由競爭實行弱肉強食,除非列強他們自己拋棄殖民政策,毀壞他們自己的商業,他們如何能夠主張正義人道來幫助弱小民族,所以我們中國人第一個迷夢,可以說是‘與虎謀皮’了
國際帝國主義宰製下之中國:華盛頓會議給中國造成一種新局面,就是歷來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競侵略,變為協同的侵略。這種協同的侵略將要完全剝奪中國人民的經濟獨立,使四萬萬被壓迫的中國人都變成新式主人國際托辣斯的奴隸。因此最近的時期,是中國人民的生死關頭,是不得不起來奮鬥的時期。
中國共產黨的宣言裏有許多很幼稚的,很奇怪的議論。...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自從辛亥革命以來,世界列強對中國的態度已有一種很明顯的變遷了。...中國的國民外交和美國的輿論竟能使華盛頓會議變成一個援助中國解決一部分中、日問題的機會。...當日熱心援助中國代表團的許多學者,輿論家,並不是替‘資本帝國主義者’做走狗的
遠東勞動人民大會散會不久,共產國際即派代表馬林來中國,要求中共中央全體委員在西湖開會,提議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力言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各階級聯合的黨,無產階級應該加入去改進這一黨以推動革命。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張特立、蔡和森、商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對此提議,其主要的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國際代表提出中國黨是否服從國際決議為言,於是中共中央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
五卅運動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希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努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誌們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群眾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亦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觉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二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象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服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
北伐軍出發了,因為我們在機關報《向導》上批評因北伐而抑制後方的工人運動和向農居勒派軍費大受國民黨的壓迫,同時上海工人將近要起來暴動驅逐直魯軍,暴動如成功,必然發生政權問題。此時我在中央擴大會議的政治決議案起草中提議:中國革命有兩條道路:一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始能貫徹目的;一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們此時雖然可以與資產階級合作,同時要奪取領導權。國際駐上海的遠東部一致反對我的意見,說這樣的意見會影響同誌們過早的反對資產階級,並且肯定的說上海暴動如果成功,政權應屬於資產階級,工人不必有代表參加。那時我又因他們的批評,而未能堅持我的意見。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注:中山艦事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的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北伐軍占領上海前後,秋白所重視的是上海市政府選舉及聯合小資產階級(中小商人)反對大資產階級,彭述之、羅亦農和我的意見以為:當時市政府選舉及就職,並不是中心問題,中心問題乃是無產階級的力量若不能戰勝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小資產階級不會傾向我們,蔣介石必然在帝國主義指揮之下屠殺群眾,那時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話,勢必引起我們在全國範圍內的失敗。因為蔣介石如果公開的背叛革命,決不是簡單的他個人行動,乃是全中國資產階級走到反動營壘的信號。當時由述之親到漢口向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數負責同誌陳述意見和決定進攻蔣軍的計劃。那時他們對上海事變都不甚措意,連電催我到武漢。他們以為國民政府在武漢,一切國家大事都應該集中力量在武漢謀解決。同時,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軍隊沖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亦農看了這個電報,很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時我又以服從國際命令,未能堅持我的意見,而且根據國際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汪精衛聯名發表那樣可恥的宣言。
我自始至終都未能積極的堅持我的提議,一直到此時實在隱忍不下去了,才消極的向中央提出辭職書,其主要的理由是說:“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我實在不能繼續工作。
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是被榨取者大眾的民主主義
關於中國問題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將來第三次革命的政權是工農民主獨裁,還是無產階級獨裁?
民主主義的思想,由古代社會傳到階級社會,它也和別的事物一樣,要受階級的影響,而不能成為超階級的怪物,一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在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面前,它是狹小的,而比之中世紀制度,則是高度發展的,是進步的。
...我們為什麼要力持二者之間有階級的分歧呢?這並不是名詞或單純的組織形式問題之爭,而是因為二者各有不同的內容,即是,國民會議即使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召集的國民會議,它也不能排除對小資產階級群眾特別是農民的妥協(不如此便沒有召集國民會議之必要了),它並未能公然剝奪榨取階級參加的權利(普選制),即未能完全走出榨取者的民主主義範圍,它只能解決民主任務(是因為在無產階級政權之下)。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是被榨取者大眾的民主主義,它比之榨取階級的民主主義,在形態上有更高的發展,在性質上有根本的改變,它和農民的關係,開始確定一種新的形式,即中農除外,連貧農亦須‘歸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的紀律範圍之內’的工農聯合,它不僅能夠解決民主任務,而且還能夠保證最健全地轉到社會主義去的唯一形式(列寧)。
如果國民會議和蘇維埃政權是一個東西,而沒有在階級意義上的和歷史意義上的任何差別;那末托洛斯基同志只不過在這兩個異名同實的口號當中,挑選一個較灰色的告訴我們。這就是革命過渡的革命民主口號!這也未免太過兒戲了吧?
...共產黨能夠而且應該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無記名的選舉權為基礎之全權的立憲會議口號,在這個口號的鼓動過程中,共產黨自然要向群眾解釋,說這個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夠召集成功,如果召集成功了,倘若物質的權力仍在國民黨軍閥手裏時候,這個立憲會議仍是沒有力量的。由此,我們又有重新提出武裝工農口號之可能。
...正確的結合這些口號,各個口號之恰合時機的提出,共產黨就能夠從地底下走出來,結合群眾,爭取群眾的信仰並以此促進建立蘇維埃和直接奪取政權鬥爭之時代,迅速的到來。
...在這個口號('全權的國民會議')之下,共產黨先鋒隊就可以在自己的周圍團結起工人,被壓迫城市平民以及幾萬萬貧農等廣大群眾,以為反對國內外壓迫者之暴動。
反對國民黨的訓政和軍事獨裁,必然采用過渡的民主要求,如要求召集自由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的普選而產生的全權的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最重要的問題。現在國民黨召集其禦用的國民會議,正需要我們拿出普選的全權的國民會議號召工人及平民群眾與之對抗,並提出我們的政綱。...自然國民會議以及一切民主口號最易引起機會主義的曲解。...因此我們必須預先指明的:我們的目的,並不在爭取會議制的和平發展,也不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國,而是要求走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民主口號的根本意義,就在能夠引導至這一道路,只有這一道路才是解決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任務和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線的真正道路
真的民主政治,絕不是和平方法可以實現的,只有工人貧農、一切勞苦大衆以血來推翻整個的榨取階級,實現立法權力和執行權力合一化的蘇維埃政制,才能夠表現出來。
本年三月七日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有一段攻擊法西斯特的文章。...這一段話真說的痛快淋漓!可是我們也要勸他們拿鏡於照照自己!凡是攻擊法西斯特的人們,便應該自己反省一下,有沒有和法西斯特同樣的行為,不要在別人是‘暴行’、‘橫行’、‘鉗制’、‘封鎖’、‘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鬥爭的正當手段,說什麽‘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我們之反對法西斯特,不唯其名唯其實,無論他掛的是何等金字招牌,無論他為了何種目的,只要他在事實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樣的手段,我們都一律反對。
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